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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天主教在迪慶
正如《失去的地平線》一書所描繪的那樣，香格里拉——雲南迪慶還有著中西方宗教的古老對話。這是一次對話，也是一次對撞。在迪慶腹地瀾滄江邊，修建有一座法式天主教堂，教堂周圍林木蔥寵，果樹參天，結果時節，果實累累，並種有法國葡萄，且用以釀造葡萄酒。這就是遠近聞名的天主教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雲南鐸區主教堂。除茨中教堂外
，迪慶境內還有小維西教堂(轄分堂2所)、維西教堂(轄分堂1所)等。
另據英國基督教正旬節會資料載
，1913年英國五旬節會美籍牧師祿爾榮全家抵維西傳教後至1920年，維西縣有教堂l座，有受教牧師及佈道1人，受餐信徒15人；阿效子(今德欽縣城)有宣教牧師2戶，另有一女士。而基督教教堂建築與境內其他民居無差異，僅在屋頂豎有一醒目十字架而已。
這就是說迪慶州境內有天主教、基督教傳播，傳教士中有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等。
天主教傳教士率先于清道光二十八年(西元1848年)進人迪慶活動。這一時間比基督教傳入的西元1913年早半個多世紀。
鴉片戰爭以後，國外教會伴隨列強瓜分中國的步伐，加強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中有一大批傳教士不擇手段地摸索進入西藏腹地傳教的途徑。
清道光二十六年天主教羅馬教廷將中國藏區劃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區並於第二年派教士羅啟幀抵巴塘，旋被逐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羅啟偵改名羅勒拿同另一法籍傳教土肖法日喬裝商販混入西藏察互龍，意欲在此建立據點也未獲准。他們就來到德欽縣內傳教，之後便建立了教堂，發展了信徒。
西元1861年，《北京條約》簽定後
，天主教派立即開列7名進西藏的傳教士名單並要求清政府儘快頒發進藏護照。進藏途中因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強烈抵制及清政府部分官員的限制，被迫退回到巴塘。後來其中的傳教士顧德爾、丁德安沿瀾滄江、怒江南下進入迪慶德欽、維西傳教並建立西藏教區雲南鐸區。
迪慶作為出人西藏的門戶，地極邊僻，民族雜居，極利於進人西藏，因此外籍傳教士很早就盯上了這塊地方，同時由於該地區民風較為淳厚，清政府及藏政府的禁令都一時難以達到，因此在傳教過程中能收到一定效果，這些都是天主教雲南鐸區主教堂得以在迪慶建成的一些原因。
但即使有上述一些利於傳教的因素，傳教士在這一片也做到了廣交朋友、饋贈禮品、學習藏文、藏語，並將經課、經書、宣傳品用藏文譯釋，開辦教會學校，他們的成績仍很不理想。據光緒二十年(1894年)茨中土棄錢四棟呈文：“查顧教士同任司鐸在該處設教堂十餘年，並無居民從教。其左右伺應供役者，僅數名川民，該處蠻夷人等，大都格格不人。”
在傳教過程中，一方面，由於西方傳教士傳入的是天主教等符合西方民族心理的宗教，他們的救世主很難被藏族人民接受，再加上教士以救世主姿態出現，他們的高傲和固執是藏族人民很難接受的；另一方面，由於傳教士專橫跋扈，借勢壓人，激起了捍衛宗教和民族尊嚴的多種感情，因此激起民怨是勢所必然；再加上外部勢力的誘導，因此發生了“阿敦子”教案等多起教案與迪慶人民的反洋教武裝鬥爭。經過這一切，雙方的衝突漸趨緩和，駐在迪慶的洋教士開始學會與民間相處的正確方法。他們改變了一貫傲慢的做派，明白了依仗武力和權勢推行強權政治的不可行性，必須與當地民眾相融合。但是，入教人數依然不多，於是天主教的發展方向偏向到瀾滄江迪慶段下游，傳教工作在傈僳族聚居區內活躍起來。
這場東西方宗教的碰撞在香格里拉最終演化為一些教訓，同志也導化出一種分寸。上帝的迷途羔羊仍在佛說的祗園裏覓食，強扭的結果絲毫未能改變原先的執著。經過碰撞，距離被清晰地顯現出來，擴大還是縮短都有賴於雙方的努力。
認清了自己的缺憾實際上就可能與環境合諧。經過教案的敲打，傳教士們學會了調整自己，於是後一時期的傳教也就有了回報——歲月己帶走了傳教士們當年的身影，但今天山民們仍在大山深谷裏用他們甜美的歌聲，一遍遍唱著給主的讚美詩。這美妙的歌聲與山谷是那樣諧調，與山谷之外的佛音一樣飄蕩在白雲的下面。
歷史用過去昭示著未來，香格里拉的和諧裏不排斥一個學會調整自己的宗教徒，但絕不容忍一個手持武器的強盜。 |
